李根评《线索与痕迹》｜文学的史学之用

《线索与痕迹：真的、假的、虚构的》，[意] 卡洛·金茨堡著，鲁伊译，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3月版，478页，118.00元

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1939— ，又译为“卡洛·金兹伯格”）是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在国内学界，他最为著名的成就当属其“微观史学”的相关创见。不过，熟悉金氏史学思想的读者当然清楚，“微观史学”只是他早年研究的主要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金氏实际上已经在有意识地离开他赖以成名的“舒适区”，目光投向更多的新主题。

近期由鲁伊翻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文集《线索与痕迹：真的、假的、虚构的》正反映了金氏在这一时期诸多史学新思考中的一个向度，即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如实性问题。文集中包括“附录”在内的十六篇文章皆与之有关。

一、金氏应对后现代主义怀疑论的底层逻辑

多年来，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如实性的批判令史学家烦恼不已。与以往的怀疑论不同，后现代主义怀疑论的重点不在于批评哪些史家的研究和书写存在主观歪曲，而是通过强调语言表意的内在不稳定性，进而质疑所有历史学文本都不可靠。在其代表人物海登·怀特看来，语言并不是事实的透明载体，其本身总是不可避免地内化着使用者自己的主观建构。依此逻辑，史家的研究及书写就难称“真的”。而由于史家的叙事本身存在问题，所描述的历史即便不是“假的”，至少也掺杂着大量“虚构的”成分。如此，历史学就与文学无异，本质上都是作者的主观产物。而史家向来追求或标榜的“如实直书”也就不可能实现。

历史学家当然不能接受历史叙事等同于文学叙事的评判。在一般的认识中，史学求“真”，文学求“美”，绝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后现代主义怀疑论的逻辑矩阵不易破解，因为语言叙事不稳定是客观事实。历史学家只能依据过往难免主观的叙事探查真相。根据本身不可靠，由此形成的历史认识也就值得怀疑。史学界对后现代主义怀疑论的回应往往不考虑其攻击史学的基础逻辑是否存在问题。学者们要么郑重其事地重申历史学与文学的区别，并颇带恼羞成怒的架势指斥怀疑论者冒犯了历史学的神圣宗旨；要么带着“法不责众”的心态，强调自然科学也存在无法克服的主观因素，似乎在暗示历史学的言不由衷也可以理解。这些回应都未触及问题的实质，也无法使历史学走出怀疑论制造的困境。在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的20世纪80年代，历史书写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在西方的学术和公众认知中皆变得模糊。以怀特为代表的怀疑论者甚至曾质疑纳粹大屠杀是否发生过。历史学在西方陷入了某种危机。

金氏在《线索与痕迹》的“中文版前言”中提醒读者思考这种怀疑主义的危险性，也感慨对之进行有力回击颇为困难。他说：“正如海登·怀特所身体力行的，那种认为大屠杀否定论从道德上和政治上都令人反感、但却难以驳倒的看法，充分表明了其学术观点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第ii页）在文集中，金氏提出了一种与前述的反驳思路皆不同的视角。他认为，应思考如何将史学中潜在的文学属性利用起来，使之成为历史求真的有利条件，而不是回避它。他说：“后现代怀疑主义以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均包含建构元素的名义，倾向于模糊二者之间的界限，对此表示反对的我提出了一种设想，那就是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视为对真相呈现的一种竞争。但这并不是各据方的堑壕战，……我们在与新怀疑论作斗争时，就不能再重弹老调。为了更有效地与敌人对抗，我们必须向他学习。”（第viii页）这一全新的思路值得仔细品读。

金氏看清了后现代主义怀疑论的“法阵”命门，直接翻转了只要历史文本中存在文学性元素历史研究和书写就不可靠的证否逻辑。金氏要证明文学性的文本可以作为历史实证的依据，并展示文学式的书写何以能够强化历史叙事的如实性。如果这个思路讲得通，那么后现代主义怀疑论就站不住脚，历史学面对文学元素挥之不去又无可奈何的被动局面也将被翻转。

二、在文学虚构中寻找历史的证据

在《线索与痕迹》中，近一半数量的文章致力于证明假的、虚构的文学文本可以为历史学考察提供证据。金氏从三个方面诠释“以虚构证真实”的可能性。

首先，尽管文学文本的记述非真，但作者写作的实际意图可以为观念史研究提供参照。金氏正是以此展现了欧洲中心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在《欧洲人对萨满的发现（或再发现）》中，他对欧洲的游记文学进行考察，指出欧洲人关于远方异族用烟草致幻的行为有着前后矛盾的描述。金氏由此对其背后潜藏着的偏见和利己心理进行分析：自希罗多德开始就记载了东方异族在祭祀上吸烟进入迷狂状态的仪式，欧洲人视这种行为是灵魂的净化；然而，在殖民地扩张时期，去往美洲和西南太平洋的欧洲人却将土著的类似行为斥为魔鬼的蛊惑。这也间接成为殖民者征服土著的理由。金氏说：“事实上，用来形容它们的文字在口气上是中立而超然的（至少在我所知的那些证据中均是如此），不带任何道德上或宗教上的指斥。而在另一方面，烟草却一直让人联想起邪恶、罪孽乃至魔鬼……”（第129页）在《宽容与贸易——奥尔巴赫对伏尔泰的解读》中，金氏聚焦犹太学者奥尔巴赫对伏尔泰歌颂人之平等的一段文学式描写的评论。他由此追踪伏尔泰更多文学作品中的类似桥段，指出后者倡导的平等观念狭隘地将犹太人、黑奴和女性都隔离在外。这揭示了启蒙观念的局限性。金氏说：“他（伏尔泰）的上帝必定从不计较肤色；伏尔泰却常常并非如此。……但是无法身体力行启蒙运动之普世原则的，并非只有伏尔泰一人。”（第188页）游记文学和启蒙文学中内化着作者的潜在观念，主观的意图成为金氏客观分析历史的研究对象。

其二，虚构的文学作品中讲述的事件非真，但其表现的社会风尚和生活细节可作为风俗史研究的依据。在金氏看来，作者重笔描述的内容值得怀疑，因为作者着力表达之处往往附带着过多的主观因素；相反，那些与主线叙事关系不大的提及则可信度较高。金氏极为重视这种“无意间留下的证据”。他声称这来自“年鉴”史家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中相关段落的启示。不过，金氏在《线索与痕迹》中郑重致敬的学者克拉考尔有一个更贴切的比喻：当男人为他的女友拍摄照片时，关注的是如何将她拍得比现实中更美，而照片中最真实的部分实际是无意间被收进画面的那些背景中的现实。文集中的《巴黎，1647：关于虚构与历史的对话》以中世纪的文学作品《湖上骑士兰斯洛特》为示例，证明虚构的叙事何以反映真实的社会风俗。金氏借17世纪文学理论家让·沙普兰对这部小说的评价表达了虚构文本可以服务于历史学的考证：“一个真实的再现……一段关于那个时代宫廷中盛行风俗习惯的真真切切的历史。”（第102页）在《苦涩的真相——司汤达对历史学家的挑战》中，金氏分析司汤达在《红与黑》中如何表现历史叙事未曾呈现的19世纪初巴黎上流社会细节。他强调，书中的描写“在虚构叙事的领地之上回答历史所给出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可以被视作对历史学家的直接挑战”。（第266页）这种从文学作品中发掘社会性事实的策略，类似于中国学界的“史诗互证”观念。此番契合进一步证明，虚构文本也可服务于历史事实的考证。

其三，叙事中的修辞的确可能歪曲甚至虚构事实，但修辞也像实证一样有其限度，且可以作为检验文本真伪的证据。后现代主义怀疑论认为历史叙事中的修辞性加工无处不在且无法识别，因此历史实证始终找不到坚实的文本基础。金氏则认为修辞与真实的讲述仍有区别，且可以识别。他在《孤证：对犹太人的灭绝与真实性原则——献给普利莫·莱维》一文中强调，尽管纳粹大屠杀的文本证据早已被法西斯销毁，但幸存者的记忆是其罪恶事实的铁证。一些学者认为幸存者的主观回忆不应作为确证种族灭绝真实存在的观点，金氏反驳称，当事实的惨绝程度已超出人类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时，修辞的夸张和歪曲对幸存者毫无意义，幸存者对苦难的回忆不应被质疑。他引用幸存于这场浩劫的文学家普利莫·莱维的话表现其只是诉说，无暇修辞的状态：“这种告诉‘其他人’的需求，让‘其他人’成为置身室内者的需求，在我们获得自由前后占据了我们，它有一股直接而暴烈的冲劲儿，足以与其他基本需求一决高下。”（第329页）金氏由此证明，只要分辨清叙事中的修辞成分，即便是一份孤证，也是有效的。在《对敌人的呈现——<锡安长老会纪要>》中，金氏则证明，通过识别不同文本中相似的修辞套路，可以考证文本的真伪。《锡安长老会纪要》是20世纪初西方反犹主义阴谋论的主要依据之一。文本中满是以犹太人口吻发布的如何毁灭全人类的极端言论。金氏指出，《纪要》中的修辞方式，与半个世纪前法国出版的《地狱对话》的表述如出一辙。只不过，后者攻击的是当时的拿破仑三世政府，而非犹太人。通过相似的修辞对比，金氏判断《纪要》极有可能是反犹主义者挪用了《地狱对话》的修辞制造犹太阴谋论，并以此作为反犹的依据。他说：“虚假的阴谋经常隐藏着对立一方的真实阴谋。”（第296页）由此，金氏再次证明文本中的虚构元素也可为历史学研究的论证服务。

三、文学叙事可提供一种更如实的历史书写策略

除了利用文本中的文学元素进行历史研究，金氏在《线索与痕迹》中还提出，若要以学习敌人的方式有效地对抗他，更应该思考能否借鉴文学的笔法更如实地书写历史。历史学家多半对此无法认同。通常来讲，历史书写尤其忌讳文学式的修辞。因为这无异于同意历史事实可以虚构。然而，在金氏看来，无论是在古代西方被称为“艺格敷词”（ekphraseis，中译本中译为“描述”）的描写模式，还是“现代主义文学”关于面对复杂事实进行如实叙事的思考，都对历史学的叙事有重要启示。金氏的观点颇为激进，且提及的概念对中国的历史学读者来说颇为陌生。有必要对此做更细致的解读。

1.“艺格敷词”。这是一个当代文艺研究常用的概念，指以细致的文字描写具象地呈现器物或场景，使读者产生仿佛亲见其实体的感受。在《描述与引用——献给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一文中，金氏历数了众多西方古代史家以“艺格敷词”形式表现事实的传统。在古人的认识中，真实的历史书写有必要通过细腻生动的、类似艺术表现的方式来实现。因为如果被描写的对象栩栩如生，读者就可超越文字的维度，以近乎视觉感知的方式体验事实。金氏就此解释道：“如果说生动是描述的目的的话，真实就是生动带来的效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这样的序列：历史叙事——描述——生动性——真实。”（第13页）这与今人的认识大为不同。现代历史学追求的真实书写建立在扎实的材料引证基础上。生动的描写往往被视为只是作者的主观想象，与事实不符。金氏试图引导读者跳出现代历史叙事的思维，借助古人的观念思考“生动”与“如实”在历史书写中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如他所说：“（我）试图表明，某些与文学传统手法联系在一起的叙事常规手法，如何被古代和现代的历史学家运用，以传递出那种被他们视为一项重要使命的‘真实感’。”（第3页）

读者当然会疑惑，历史文献不是影像，叙述者自己没有亲历过去，何以通过“艺格敷词”具象地表现事实的细节？金氏的解释是：历史学家可以效法古文物学家的方式。在实践中，古文物学家常可通过古代遗迹和器物还原历史上的事件、风俗、场景。金氏说：“奖章、硬币、雕像和碑铭提供了更坚实的文献素材，而且与被谬误、迷信或谎言污染的叙事资料相比，也要更加可靠。”金氏认为，如果历史学家以社会史为志趣，而非拘泥于传统的军政事件的描述，那么就可以此方式“重新建构与宗教、政治制度、行政制度以及经济相关的事实”。而其成功范例“最早发生于爱德华·吉本的作品中”。（第14页）金氏在文集的《蒙田、食人部落与搜奇洞室》中进一步示范了通过实物具象且生动地表现事实的可能性。他通过分析型致陌生的器物如何启发蒙田以另类视角反思欧洲文明的过程，使读者认识到“艺格敷词”的价值不仅限于完善历史书写的表象真实，更可引发观者对文化的深层次洞见。金氏引用蒙田在《论食人部落》中的表述展现这种意识，提醒读者思考传统历史书写的思维局限。他说：“他必须要看到身边值得注意的一切：一栋建筑，一座喷泉，一个人，一处凯撒或查理曼经过的古战场遗迹。……这些都是古文物研究者的主题，但却被历史学家们系统性地忽视了。”（第92页）利用古物分析丰富历史书写视觉维度的意识，与中国的“二重证据法”有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属于研究和论证的范畴，前者侧重历史的真实性表现。

2.“现代主义文学”。它的写作诉求与人们印象中那种侧重浪漫化表现的文学不同。其宗旨与历史书写一致，即尽可能如实地表现真实。不同的是，现代主义文学同后现代主义怀疑论一样，从语言有限性的角度批判叙事的不可靠性。在现代主义文学家看来，传统叙事的作者总是以权威的口吻发声，仿佛他的叙事就是事实本身，可其实际上仅是一家之言，不过是对事实的个体化反映。因此，它采取“退而求其次”的策略，不再要求叙事对事实的全然还原，而是强调作者应真诚且严谨地呈现其从探究到解读事实的认知过程。也就是说，在现代主义文学叙事中，作者不被允许从上帝视角描述事实，只能以事实调查者的身份讲述自己基于哪些材料和信息，采用何种立场和方法接近并解读事实。如此为之，叙事将不再以事实代言人的腔调推进，读者看到的是触及事实的种种难处和障碍，以及作者不得已而为之地进行合理的推测和猜想。这种叙事将其主观成分和客观事实的差距和盘托出，读者知道自己只是通过作者的视野看待事实可能的样子，而非直面事实本身。同时，由于作者呈现了自己解释事实的证据和局限，读者可以基于这些信息，自行分辨作者的判断是否合理，并在客观的立场上形成自己的主张。简而言之，虽然真相仍难于确证，但通过呈现信息如何被转化成关于事实的主观叙事这一现实，现代主义文学保持了叙事环节的如实性。

读者可按照《线索与痕迹》中相关文章发表的时间次序，了解金氏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如实叙事策略的关注和思考。《作为人类学家的宗教法庭审判官》是金氏最早解释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特点的文章。他借助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评论，分析如何通过解构叙事以保持叙事如实性的策略。他说：“这些小说的共同特点是一种对话或复调结构，在其中，单个人物被视为彼此冲撞的力量：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在替作者说话，或是与作者持有相同的观点。”（第408页）在《证明与可能性——<马丁·盖尔归来>意大利文版后记》中，金氏虽谈微观史学，但主旨是在设想仿照现代主义文学家的笔法书写历史，即阐明叙事和事实的双重维度，使读者了然二者之间的现实差距，并感受到接近真相的过程充满变数。他说：“历史臆测与被理解为真事实录的历史叙事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不相容。……把真实事件与可能情况混杂交织在一起，讨论相互对立的不同研究假设，间或插入重构历史的文字，所有这些都已经不再令人惊恐失措。……要归功于普鲁斯特和穆齐尔。被改变的，不仅仅是历史叙事的范畴而是叙事本身的范畴。讲述者和真实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更不确定、更疑窦重重了。”（第469—470页）在《微观史：我所了解的二三事》一文中，金氏认为历史学家应放弃历史权威的身份设定，需像现代主义文学家那样主动暴露叙事与事实本身的差距。他说：“无所不知的历史学家兼叙事者的这个形象，已经逐渐确立起了自身的地位，他揭示出某个事件最微小的细节，阐明了引发个体社会群体或国家行为的隐秘动机。但这只是诸多可能中的一种，正如马塞尔·普鲁斯特、弗吉尼亚·伍尔芙、罗伯特·穆齐尔的读者所熟知和应当熟知的那样。”在他看来，如实地展现基于有限的、或互相矛盾的史料还原真相的难度，才是最真实的历史叙事。他说：“挡在研究路上的障碍，是档案文献的构成元素，因此必须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如此一来，假设、怀疑与不确定，便成为了叙事的一部分；寻找真相，则变成了对已经获取的真相（必定是不完整的）进行阐释的一部分。”（第379—381页）金氏对文、史关系的全新解读是《线索与痕迹》文集最具原创性的洞见。20世纪以来，历史学的跨学科意识已辐射到诸多领域。可史家们对文学似乎总是敬而远之。《线索与痕迹》在提醒读者思考：是不是有些重要的东西被忽视了？

四、求真的执念与思维的逆向

《线索与痕迹》文集证明金氏学术思想的独创性和启示性绝不仅限于研究小人物的微观史。这本文集的副标题——真的、假的、虚构的——表明金氏的思考已关涉到史学研究和历史书写的基本问题。他追问的是历史学如何去伪存真，如其所是地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求真，是所有史家的目标。金氏令人赞叹之处在于求真的思路常另辟蹊径，且往往进入到历史学范式层面的反思。

讲到史学的求真，读者多首先想到德国史家兰克那朴素的名句——“如实直书。”而后现代主义怀疑论批评这是脱离实际的幻想。金氏激烈地抨击海登·怀特。在这本文集的《孤证：对犹太人的灭绝与真实性原则》中，他甚至暗示怀特的思想有法西斯倾向。不过，这并不意味金氏是兰克式的实证主义者。实际上，金氏的史学求真意识介于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两相批评，同时取二者的合理处。在他看来，历史学在回击后现代怀疑论之前，应先“祓除实证主义的幽灵”，即“那种认为是在可以被直接感知、无须借助中介的态度”。（第1页）相比之下，金氏认同后现代怀疑论对历史叙事的质疑，承认“历史叙事不会告诉我们真相，最多也就能告诉我们造史者为谁”。但是，金氏坚决反对因此就“让它们与虚构叙事沆瀣一气”。（第ix页）在他眼中，恰恰因为探索过去不是如推开窗子就直面真相的简单任务，历史学才有其特殊价值。对此，他多次借用本雅明引自布莱希特的话：“我们一定不能从那些好的旧事物开始，而应当从坏的新事物入手。”（第1—2页）

“逆向”思考是金氏史学求真常能另辟蹊径的关键。他强调这来自本雅明的启发，即“逆向解读历史证据”。（第xi页）金氏所谓的“逆”，是相对于学术研究中为人共识但预设却存在问题的思维定式和规则而言。这种探究意识并非从金氏反击后现代主义怀疑论才出现。文集中的《女巫与萨满》一文表明，金氏在从史之初就是一个既要“从理性上加以证明”，又“热爱不规则变化的家伙”。他说：“对规则的违背，本身就包含了对规则的认可。”（第430—431页）正是以这种意识，金氏在认同文本之不可靠性的情况下，并未如怀疑论者那样，由于看到现实与理想存在差距，就放弃求真，转而没完没了地揭露历史认知的有限性。他认为只要耐心地拨开扰乱视听的乱绪，总会发现意想不到的事实和真相。如他所说：“深挖文本，逆着这些文本生产者的主观意图，我们可以让那些不受控制的声音浮现出来”。（第x页）金氏的逆向取径策略有其合理之处。其逻辑在于，历史研究和书写总有其模式或架构，可它们试图去处理的事实总是太过复杂。以有序的思维去处理无序的对象，终究会有偏颇和遗漏。因此，只要改换分析模式，特别是采用与主流预设相反的意识去看待人类的过往，很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在《线索与痕迹》中，金氏以逆向思维为读者打开了历史研究和书写的新思路。被怀疑论者用来攻击历史学合理性的文学元素，经过他的诠释，转而成为历史学实证和求真可供利用的条件。读者由此可以看到，批判历史学的元预设未必使之走向理想的幻灭，也可能找到历史求真的新途径。

金氏的《线索与痕迹》文集对历史学研究者颇富启示。不过，初涉其文字的读者对有些内容和观点可能多感费解。这并非金氏的学术思想有多深奥晦涩，而是由于这本文集并未呈现其诸多观念之全貌。若想全面体会金氏在历史求真的研究与书写方面的见解，还需了解他在同期先后完成得更多文章。它们在内容上与《线索与痕迹》中观点形成互补。这些文章先后被纳入金氏的其他文集，包括《线索、神话与历史学方法》《木头眼睛》《历史、修辞与证明》等。金氏的父亲是文学理论教授，母亲是意大利当代小说界最负盛名的女作家。关于文学的史学之用，金氏学养丰厚，体会颇深。我国学界向来有“文史不分家”的共识。可在实践中，往往只言文学对史学之文辞素养的助益，不认为其与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有何关系。金氏的思考开辟了这个深层次的向度。读者可借金氏的慧眼，重新品评“文”与“史”的内在联系。